佟树珩
年生于北京，编审，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笔名：宋欣。年4月考入北平华北大学第三部艺术干部训练班美术科，结业后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干部训练班继续学习。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干部训练班，年冬调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先后任《中国摄影》杂志编辑、编辑室主任，《大众摄影》杂志编辑室主任、副主编、主编。在长期担任摄影刊物编辑之余，发表摄影理论和评论文章余篇，摄影作品余幅。年离休。
评语自年进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担任《中国摄影》编辑后，佟树珩的生命便与“为人作嫁衣”联结在一起。30多年的编辑职业生涯，他扶持培养了不可胜数的摄影人。特别是在《大众摄影》任职主编的时期，由他创办的“黑白摄影艺术联展”，历经数届，发掘出数十位来自基层、充满热情与才华的青年摄影人，激励他们走上职业或专业的摄影之路，成为当代中国摄影界的栋梁。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唯一的“看门人”，他悉心保管协会的件摄影文物。20世纪90年代他离休之后，笔耕不辍，坚持编辑出版《摄影文史》；年，他还成为《大众摄影》启用毛主席题写刊名的见证者、推动者。所有的付出，他只归于一句平凡的解释：我们要对得起历史。
佟树珩作品
春天里
放学时分
争宠
老棋迷
欢度春节
忆延安
照相机就是武器
老摄影家佟树珩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摄影家荣誉，可谓实至名归。
佟树珩年生于北京，年调入中国摄影学会（今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与摄影打了半个多世纪交道的佟树珩做事始终认真扎实，是摄影界晚辈的楷模。他曾因为中国摄协默默保管了百余件珍贵摄影文物而为人称道，也因在《大众摄影》辛勤耕耘而为人敬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已年近89岁高龄的佟树珩，早早准备好保存多年的老照片和史料，其中包括年创刊的《中国工人画刊》。回忆起当时担任版式设计工作的经历，他认为编画报与摄影关系很大，其实从那时起自己与摄影就结缘了。回忆往事，佟树珩娓娓道来自己与摄影的重要经历和他见证的中国摄协发展的重要瞬间。翻开老相册，佟树珩对每张照片如数家珍，街头的理发师、修鞋的老师傅、边远山区的农家孩子、公园里嬉戏的幼儿顽童等，凡是他镜头里记录下来的也如同那些被他保管的影像文物一样，都记得清清楚楚。
中国摄影报：作为中国摄协的老干部，您为协会保管珍贵文物长达34年。这是一批怎样的文物，保管这批文物的过程是怎样的？
佟树珩：这批文物的最初汇集，始于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初建时期。年底，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后，组织会员研究摄影艺术和技术理论，被列入学会重要任务之一。年创刊的《中国摄影》随即把关于我国摄影创作问题的探讨、作品评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列入征稿范围；征集摄影文史资料也被列为学会理论研究部的重要任务。那时，老一辈摄影工作者、中国摄影学会领导者石少华、吴群、陈勃、高帆、郑景康等主动无偿捐出了第一批珍贵摄影文物。从那时起，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着。这些文物中就包括年、年，毛泽东主席两次为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大众摄影》杂志亲笔题写的会名、刊名。
年，中国和苏联边境不断发生摩擦，为应对当时十分紧张的战备形势，各文化单位的重要文物均转移保护。这批珍贵摄影文物和其他单位的重要文物一同被运送到湖北省郧县丹江口(现丹江口市)的一个山洞中隐藏起来。直到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我从干校回来，负责留守工作后，冒着酷暑前往丹江口将这批文物运回北京，继续封存在中国摄影学会会址。由于我是当时学会唯一的留守人员，全家四口人就住在机关大院，所以保障这些重要文物的安全就成了我的重要职责。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学会的楼房被震出裂缝，地下室也严重漏水，我当时生怕这些文物受损，一直提心吊胆。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因没有合适保管人，我就依然照看着这些文物。年，中国摄协所在的红星胡同开始大面积拆迁，左邻右舍很快就被夷为平地，我家也从院内迁出。为了文物的安全，经过再三思考，我向协会领导提出请求，暂时把这批摄影文物搬回自己家中保管。年，我终于将这批珍贵摄影文物移交给了中国摄协。时任中国摄协分*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的李前光亲自主抓文物移交工作，并将这些珍贵的文物保存在银行的专业级保险柜中。
中国摄影报：这些珍贵的文物是中国摄影文史资料的无价之宝，每一件都印证着中国摄影史的一段不寻常的篇章。据我了解，这批文物似乎还与《大众摄影》后来采用的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名有关。这其中有怎样的内情？另外，作为《大众摄影》的原主编，您还参与了杂志复刊和发展的许多珍贵时刻。在《大众摄影》工作期间，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佟树珩：最早中国摄协有两个刊物，一个是《中国摄影》，另一个是《大众摄影》。年我最初进协会在《中国摄影》工作，年才调到《大众摄影》。年《大众摄影》创刊时，启用的是时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的刊名，年《大众摄影》暂时停刊，改革开放后，年才复刊。《大众摄影》复刊后，刊名改为用美术字，而且“大众”这两个字要比“摄影”这两个字小，其意是突出摄影。但我觉得“大众”两个字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的杂志要面对广大的初学者。所以，我担任主编后就提出来，把“大众”两个字还原，要做到跟“摄影”两个字一样大，我的这个提议很快被认同。等我离休之后，继任领导更是别出心裁，把大众的“众”字又放大了，而且把“众”字从框里冲出来，可见把“众”看得更重要了。
年，我向协会领导汇报了毛主席曾给《大众摄影》题过刊名的事，题字就珍藏在我当年保管的那批文物里，是否考虑将目前杂志题名的美术字替换成毛主席的题字，领导听后很赞同。在中国文联*组成员、副主席李前光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年第10期，《大众摄影》开始启用毛主席于年题写的刊名，这也正好是毛主席题写刊名60周年，也终于实现了我最大的心愿。
在我担任《大众摄影》主编的那些年，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始终思考的是《大众摄影》应该怎么样办，除了把刊物本身办好以外，我们还应该干些什么事。这期间，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事，目的就是把摄影普及的工作进一步做好。为此，我们主要抓三件事：一是尽可能地与各地合作多搞各种摄影比赛，包括综合性专题比赛，面向全国举办妇女摄影比赛、少年儿童摄影比赛、农民摄影比赛等。二是搞各种展览，特别是黑白摄影艺术联展，不断举荐优秀作品，推出摄影新人。三是为了充分调动参加月赛读者的积极性，改进评选办法，从年到年间，评选场地共选在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每次评选出来的获奖照片直接拿给基层人先看，取得良好的效果。
中国摄影报：您在《大众摄影》一直工作到离休，但即便离休后也依旧没有离开摄影，我听说您还在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做了很多和摄影相关的工作。此外，您还经常参与所在社区的摄影活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离休后的摄影生活吗？这些为您和社区群众带来了哪些影响？
佟树珩：是的，我离休后就到了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担任《摄影文史》副主编，从年到年共编了18期，这本刊物属于内部免费交流，印数不多，虽然影响力有限，但在我看来很重要，极有史料价值。
我在中国摄协长期工作，只是动笔杆子，拿相机的机会不多。离休后才有了较多的拍摄机会。我是自掏腰包制作照片送人，出门常随身带相机。我所生活的宿舍楼，有很多中国文联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的老干部或艺术家，跟他们相比，我只喜欢拍照。我们办了个社区赞助的《新风尚论坛》，每年出版一期，封面、内页插图大都是由我提供。从年到年，共出版了9期，颇受居民欢迎。
中国摄影报：您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写字的，不会拍照，但是看过您自己的作品相册后，不难发现，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精彩的画面、鲜活的人物都非常有历史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我想，这些影像连同您曾经保管的中国摄协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
佟树珩：其实当年的文物保管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事，这是我作为协会干部应该做的。很多人现在都赞扬我当年为保管文物的付出，我想这是因为大家对摄影史料的看重。年轻人不了解过去何以谈将来，我们摄影人只有收集和整理这些史料才能读懂摄影，只有认真读史，重视史料、史论积累，才能让我们自己的艺术底蕴更深厚。
在我看来，照相机就是武器，是我们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武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摄影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战斗作用，特别是那些用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堪称红色经典影像的作品，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了我们*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怎样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现在人们常说“一图胜千言”，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战争动乱，也见识过国家发展壮大的人来说，影像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能教育我们、鼓舞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工具。所以我们摄影人一定要重视史料，尊重历史，同时要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要多去创作那种传播真善美正能量的好作品。
采写：张晓寅
中国摄影家协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