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
东风汽车公司又称第二汽车制造厂，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湖北以十堰为中心的山区建设的一个大型三线汽车企业。为避免混淆，以下我都简称二汽。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中苏关系破裂，随时有可能发生针对中国的战争。在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开展“三线建设，准备打仗”的指示下，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中西部省区和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后方腹地部分，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又俗称为“小三线”。
“一线”是指沿海、沿边与外国接壤的地区。“二线”则是在“一线”后方，“三线”之间的缓冲地区。例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东部都属于二线地区。
这一概念是为了准备打仗，在纵深腹地建设好一批工业企业、科研机构，特别是*工生产企业，以及相应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以便在战争爆发，“一线”地区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战争保障，抗击侵略。世事有许多机缘巧合，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后，原来设在成都的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撤销，改为国家计委隶属的国家计委三线办，我恰巧协助甘子玉同志（原聂荣臻元帅秘书）分管这块工作，经办了三线调整搬迁工作。
我这里所讲的并非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厂正史，都是些我自己知道的，或是我经历过的与二汽有关的一些趣闻轶事，但内容绝对真实，可从这些轶事、民间小事中一窥当年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是建厂史的一些小花絮。
我并不是二汽的职工，但我对二汽的情况非常熟悉，主要是两个原因。我是年大学毕业，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年我被分配到广州*区42*惠州潼湖农场。当时和我同期在广州*区*垦农场的大学生中，后来有几位知名人物，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他在汕头牛田洋农场。另一个是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在广州*区台山农场。
年初我们离开了*垦农场，我被分配到位于陕西秦岭山区的三线建厂，生产*用汽车的变速箱，当时叫94号信箱，就是现在的陕西法士特传动设备厂，已经成为世界上单厂生产重型变速箱最多的企业，是陕西省的明星企业了。这个厂的建设比二汽建设要晚，技术力量也没有二汽雄厚，所以厂里生产必须的许多工艺装备，包括非标准设备，刀具、夹具、锻造用的模具都拿到一汽、二汽去委托加工。当时二汽边建设，边生产，生产刀具的量刃具厂，当时叫23厂。生产非标准设备和夹具等的是21厂，生产锻造模具的是位于白浪片的52厂。
我那时年轻，工作干劲也大，用一根扁担挑着两摞图纸到二汽去，还受到了“扁担精神”的表扬。我们那时候去二汽都是火车硬座，有时甚至是站着，根本没有卧铺票。有一次为了节省货物的运输时间，我直接扛了一根拉刀乘火车硬座去二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拉刀，那是一根长1.4米左右，直径在80毫米左右，用高速钢制成的刀具，重约30～40公斤。全国最大的拉床就是由济南机床厂为二汽加工发动机壳体平面专门设计制造的，一排拉刀一次性拉过去，一个发动机壳体的平面就全部加工完了。这台拉床就放在李岚清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厂。
我扛着这根几十公斤重的拉刀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浑身是汗。为了贪凉，把车窗打开，坐着就睡着了，下巴松垂下来，嘴张开，那时火车还是燃煤的蒸汽机车，煤烟和冷空气就直接吹到嘴里，到了二汽嗓子全部红肿，话都说不出来，赶紧医院打吊针。医院也是为了二汽建设，从武汉迁过来的。当时的医德还是很好的，因为年轻，打了吊针没几天就好了，但是没想到就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直到现在，一受风、受寒，支气管炎就会犯。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李先念副总理负责经济工作。当时一大批三线工厂未能投入生产，于是从一些工厂抽调了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到机械工业部来抓三线工厂的配套工作，以促使三线工厂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我和在陕西汽车制造厂的詹天佑的孙子两人被调到机械工业部汽车轴承局技术处工作，随即我被派到二汽工作。
我住在二汽总部所在的张湾招待所，与当时任二汽总工程师的陈祖涛住在一个楼里。陈祖涛是红四方面**委陈昌浩的儿子，后来陈昌浩去了苏联，陈祖涛在苏联长大，接受苏联教育，所以俄文说得很好，但中文已经很不流利了。他在苏联学的是汽车专业，所以后来回国后就在汽车厂工作。我们常在张湾招待所门前的地摊上买当地农民生产的柑橘，那种柑橘是大小不匀，皮很厚，未经改良的当地土产桔子。后来在张湾建了个体育场，成为了全厂集会的地方。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我多次去二汽，也在那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到各分厂和周边去转，因此对那里的分厂分布烂熟于心，代号都记得清清楚楚，至今仍记忆犹新，甚至可以画出地图来。例如当时二汽的厂区分布，在东边是白浪区，锻造类的工厂都在白浪区。再就是张湾区，二汽总部和总装厂都在张湾附近。再往西叫花果区，李岚清同志工作的发动机厂就位于花果区。
二汽厂址位处湖北、重庆、河南、陕西四省交界，群山环抱的中国腹地。行*隶属湖北省郧县。北靠武当山，南邻神农架，交通十分不便。所谓的堰就是被山环抱的山岰。二汽的几十个分厂就分布在一个个山坳里，在这个大山坳里有三堰、五堰、十堰等一个个村镇。我记得后来铁路修建进了十堰，十堰火车站其实是在三堰。建丹江水库，老郧县县城淹没了，郧县就迁到了五堰。
由于二汽的建设，过去只有铁匠铺的十堰成了十堰市。开始时十堰市是*企合一的架构，二汽的领导也是十堰市的领导，后来实行了*企分开。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曾任过十堰市市长。同时为了为二汽配套，还建设了东风轮胎厂和襄樊轴承厂等企业。
我七十年代初去二汽时，铁路已经从襄樊延伸到了丹江口，但还没有建到十堰。去二汽火车只能乘到丹江口，然后等汽车去十堰，路上需四、五个小时。那时大多数是搭拉货的卡车，坐在装货的车斗里。那时丹江水库已经建设。最初建设二汽的队伍和设备、物质是从水路乘船到邓湾，再用人力拉上岸。现在丹江水库成了南水北调中线的起点，水质非常好，为了南水北调工程，原来的丹江水库大坝加高了十米，使水沿伏牛山麓流向北京方向，但是多淹没，增加了20万移民。为给北京供水，湖北、河南是做出了牺牲的。
因为我总在丹江口等汽车，等待的时间我跑到丹江水库大坝下的尾水区去看钓鱼。由于鱼有逆水而上迴游的习性，尾水区鱼密集成群，所以钓鱼根本不用鱼饵，而是铅墜上栓上铁勾甩出去，往回一拽，总能勾上几条鱼来。我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讨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对当地的情况和地形地貌历历在目。
丹江口附近是老河口，在抗战时期是李宗仁任司令的第五战区所在地。当年的散兵游勇，伤员流落在当地的当然不少。在建二汽的文革时期，处处都讲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总讲这里敌情复杂，挖出不少曾在国民*队伍中干过的“阶级敌人”。
由于地处偏僻的山区腹地，我看当地非常落后，癞痢头的很多，都是头上生疮留下的疤痕。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很少会看到癞痢头的人。由于交通不便，大家只能搭卡车走几个小时山路，强奸、抢劫、杀人的刑事案件的确时有发生。那时分配在二汽工作的大学生逢年过节回家探亲，带些土特产，山区有天麻，有一次一个学生买的天麻发现是用土豆制的假天麻，回去找就再也没有回来，失踪了。我在二汽那段时间还盛传神农架发现野人，郧阳*府还真在二汽厂区贴出过关于野人的公告。其中一个传闻是一个农妇在溪里洗衣服时看到对面有个红毛野人在树上擦痒痒，报告后的确在树皮上找到了一根毛发，但化验结果只能证明是灵长类动物。但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故事是五位乡镇干部夜里乘车去开会，汽车大灯照射时发现前面公路上有一个野人过公路，迅速穿过公路消失在树林中。由于是五人共同目睹，所以容易被大家相信。
那时候通往十堰的铁路和公路还在修建中，沿途看到来自周边大悟、枣阳、竹山各县的民兵队伍在筑路，沿线都贴着标语口号，落款是各县的民兵营。后来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基建的张百发当时就在修建焦枝线的铁路建设队伍中。
通往十堰只有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当时我们从北京或西安、宝鸡去二汽都是在郑州或洛阳换乘焦枝线的火车，一路站着到襄樊。那时我对郑州不熟悉，只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广场，是市中心。所以在郑州等火车时就到二七广场附近去找个面馆吃早餐。那时在二七广场周边只有一个面馆，顾客坐在长板凳上吃面，后面站着几排人在等，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
二汽的厂址选在深山中的腹地，交通十分不便，是和当时的主导思想有关的。当时强调要准备打仗，建厂要尽可能靠山隐蔽，所以有“进山一尺和出山一尺”是路线斗争之说。
二汽厂址的选择最初也有选择在地势较平坦地方的方案。当时因为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里面也有两派群众组织。其中一派的头头是主张建在东部石花街谷城一线（另一说是六里坪）的，但是受到了批判。另一派则主张建在西部鲍峡镇，直到陕西安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后来是李先念副总理一鎚定音，既不在东，也不在西，定在了中间的十堰。当然后来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都下台了。但是后来在二汽某个建厂纪念日的时候，还把这位主张建在东部石花街谷城一线（六里坪）场址的当时的头头请回来参加了纪念活动。
二汽最初确定的产品是*用2.5吨，3.5吨越野汽车和民用5吨卡车。为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从东北长春抽调了约三分之一的干部职工，来到湖北十堰的深山老林建设工厂。同时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领导，正下放在南京汽车制造厂的饶斌同志重新起用，调往十堰，领导二汽的建设。
饶斌同志资历不浅，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哈尔滨市市长，后来还当了国家经委副主任，在*的八大上发言，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干部，后来下放到南京汽车厂当副厂长。
不过当时还是在文革中，一切都在*代表领导下，东风汽车厂实际上的一把手是武汉*区司令员孔庆德，二把手是湖北勋阳*分区司令刘景修，饶斌同志开始也只能排到三把手，四把手是湖北机械厅厅长白洛。
直到后来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抓生产，*代表都离开了企业，饶斌才成为二汽实际上的领导人。饶斌同志后来任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汽车业界公认的受尊敬的领导人。后来任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汽车制造厂，曾是饶斌同志的秘书，他也同时调往十堰，参加二汽的建设，担任发动机厂，时称49厂的*委书记。
李岚清同志任49厂*委书记期间，启用了一些年轻人，例如后来成为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的马跃，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和我是老乡，浙江杭州人士，不过我过去听他说过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贸促会副会长任上退休。像马跃这样，来自于全国各大高等院校，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二汽工作的，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估计至少在千人以上。其中像马跃这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在少数，包括陈清泰和他的夫人，我们称她楼楼，是楼继伟的姐姐。
后来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雪铁龙在武汉成立合资厂，生产东风雪铁龙轿车，宋延光、楼楼和宋祖尉是当时与法国谈合资的主要人物。因为二汽是一个三线企业，所以还挂上了一个秘级，能够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还得是经过*审，家庭、个人历史清白，符合密级条件的人，现在想来那也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条件，是否也过于苛刻了。在这批大学生中后来也出了一些名人。例如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兆国。他是年到二汽参加建设的，任过二汽的共青团书记，我印象最初当过青年突击队队长，后来提拔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带领曾经在二野负责后勤工作的，他的老部下，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乘面包车到二汽视察。在面包车上听了时任二汽负责人*正夏的汇报。*正夏同志曾是国家科委计划局局长，后来也在二汽工作，当了二汽第一书记。*正夏同志是位老干部，*治嗅觉灵敏。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拨乱反正，提出要提拔一批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特别是不能提拔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造反派，也不能提拔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不抓生产，只搞大批判的风派大物，而王兆国同志正符合四化的条件。
*正夏率领王兆国同志在汽车上向邓小平、段君毅汇报二汽的工作。*正夏特别向邓小平介绍了王兆国，说他在反击右倾翻案中没有去搞大批判，而是一门心思抓生产。他的这一介绍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在*治局会议上说，下面的人才很多，像二汽的王兆国就是一个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不要说四化人才不好找吗！负责组织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很快到二汽考察，王兆国提抜到中央来工作了。
根据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现在建不建三线就像大革命时期要不要下乡一样”，“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岀来”，“没有路骑着毛驴去”，“好人好马好设备”等。当时建设三线确实调集了一批精兵强将。例如，我国汽车业界学术头衔最高的是唯一一个汽车专业的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工程师孟少农，文化大革命当中从干校分配到了陕西汽车制造厂，当总工程师，他的月工资是元，而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只有40多元，那时候元的工资就是高得不得了了。
三线工厂都在偏僻的山区，那里的农民没有什么商品意识，吃西瓜都不是给现钱，把帐记在香烟纸的背面，到发工资的时候再到厂里来收帐，很多小年青吃西瓜的帐都记在了孟少农头上，“孟少农吃西瓜一个”。孟少农在汽车业界有很高的声望，在形势转向抓革命促生产后，二汽请孟少农去做了一个报告，大受欢迎，后来他就从陕西汽车制造厂调到了二汽。
由于二汽建设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一边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建设，一边还要与各种思潮斗争。那时候很多做法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不仅在厂址选择上尽量往山里走，而且各分厂之间距离都很远，都建在一个个山坳里，摊子铺得很大，因此后来形势逐渐稳定后，有一种批判的声音说二汽厂址的布置是羊拉屎，厂房和宿舍分散在各个山沟里。
这时候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孙健负责抓三线建设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对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孙健知道的人很少了。孙健是从天津提拔上来的工厂工人。开始李先念在介绍孙健的时候还讲了他很多优点，说他是从工厂成长起来的，懂技术、懂经济。孙健副总理到二汽视察，针对二汽厂址是羊拉屎的说法，更正说，这不能说是羊拉屎，是牛拉屎，一滩一滩的。因为二汽的各分厂都是分布在一个个山坳里，周围都被山环抱，为了防洪，山上都建有水库，因此后来说二汽头上顶着一盆盆水，如果一旦溃坝，情况不堪设想。
因此国家又拨了钱，把二汽周边山上的水库加固了一遍。在建水库时，我有闲暇也爬上去看，有时候肚子饿了就在大坝上和工人们一起吃箩筐里送上来的饭，他们对我都非常热情。那时被大坝截断的河床下游水很浅，很多人在河里抓鱼、炸鱼。当时我看到河床里有手指长大小的，像鲨鱼一样的小鱼，很奇怪这是什么鱼？
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参与审查金沙江的水电站项目，其中争议很大的就是保护长江中上游特有鱼种的问题。在现在向家坝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河段有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特有的珍稀鱼种，后来我一看这个中华鲟不就是我当年在二汽建水库时的河床上见到过的鱼的形状吗？所以可见长江、金沙江中的鱼类迴流到上游河段产籽，不仅仅是在金沙江的向家坝河段，当时也有沿汉水而上，在二汽附近的河流里也有。
二汽建厂时工业战线都在学大庆精神，其中有一条就是先生产后生活，厂房都是按干打垒建的，这是学大庆的经验，所以二汽早期的厂房也都是按干打垒建设。那时*代表领导二汽建设，也流传一些故事。比如武汉*区司令员孔庆德抓二汽的建设，他首先是抓总装厂，也是用干打垒首先把总装厂建起来。他给全厂动员说，我老孔已经把龙舞起来了（指装配线），看你们往哪里站？意思是要求各个分厂赶快把产品拿来装配。后来二汽干打垒的厂房和地面铺得太薄，都不符合厂房的要求，全部推倒重建了。
邓小平复出开始抓革命促生产，饶斌同志开始真正当上了二汽的一把手领导，当时二汽人员的构成，技术骨干、技术工人是从一汽和其他工厂调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同时也分配了上万的复员*人。这些复员*人中有些技能不能适应汽车厂工作的需要，而且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闹事儿的不少。饶斌主持工作后，提出要把这上万的复员*人重新分流，不适合在汽车厂工作的安排到湖北、河南省的其他领域。这就引起了这部分复员*人的不满，有一部分人扎了一个饶斌的纸人，拿到办公室门口去烧。但是后来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下，饶斌还是坚决地把一些不适合在工厂工作的复员*人分流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例如长江航运等岗位。
回首二汽建设的过程，这些都不过是一些不见正传的小花絮而已。由于在正传你不会看到这些琐碎的小内容，所以我把这些花边写出来，让大家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
（本文作者张国宝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
文：张国宝编辑：张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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