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时的孔子对人性并没有展开论证，仅仅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说了一句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不过，孔子对仁*和道德修养的强调，使其学说隐含着偏于性善的倾向。到了战国，随着百家争鸣，产生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性讨论就不可能再回避了。孟子关于人性的议论，是在同告子的争辩中展开的。告子论人性，更多地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从与生俱来的角度谈论人性，即 生之谓性 。所以，他才有 食色，性也 的说法（《告子上》，下同）。从自然本性出发，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一样，渠道向东则东流，渠道向西则西流。水不分东西，人性也就不分善恶。还可以把人性比作杞柳的原木，仁义就像杞柳做成的杯盘用具，你把原木加工成什么样子，它就成为什么样子。孟子对告子的观点不以为然，大加驳斥。孟子认为，如果用水做比喻，固然可以不分东西，然而，难道水能不分上下？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对于以杞柳比喻人性，孟子也说： 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 大意是，杞柳确实可以加工为杯盘，但要害在于这种加工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加工，还是戕逆杞柳的本性加工？所以，在孟子看来，告子认为人性不分善恶的观点，会给有的人作恶留下逻辑空间，更重要的是会使仁义的正当性遭到怀疑。所以，孟子义愤填膺，责难告子道： 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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