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中的“老啃族”
“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老啃”的责任与现实的需要
集月音：关于“老啃族”，你怎么看这个群体，你观察到或者体验过类似的现象吗？
马想斌：“老啃”相对应的是农村大学生毕业到城市奋斗的“城一代”，确切不确切倒还是其次。实际上，对于“城一代”来说，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不管是传统道德的孝道，还是现实需要。
现在的“城一代”，大多拿着普通的薪酬，还要当房奴，还要维持生活，这本身就让收入所剩无几，但面对含辛茹苦的父母以及老家亲戚，还得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资金来改善生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我来说吧，买房的时候啃过一点父母的积蓄，去年把自己攒的钱拿出来给父母在老家换了套房子。算不得“老啃”，但总觉得还是多少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压力。如果因为经济收入不高，可以说服父母减少较大资金的支出，但经常这样，心里过意不去，总觉得自己都不能给父母一点回报。
周东飞：我个人的看法，“老啃”这个词并不太“科学”啊。说实话，农村出来的孩子和城里孩子比，就得多这么一份责任。你说这叫“宿命”也好，这叫“老啃”也好，它就是一种责任。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社保的确应当为这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孩子减负。可是，看看新闻中所说的那些例子，还真不能说就是社保的范围。盖房子这种事情，社保能给解决吗？二老在家，是不是需要盖一栋十多万元的楼房，这本身就值得考虑。如果孩子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完全可以说服老人或是拒绝这样的要求。如果不能理性对待这个问题，硬说是被“老啃”了，我不太赞成这样的矫情。
白靖利：同意东飞说的，“老啃族”这种说法不大好，既不贴切也不人性化。对中国来说，“养儿防老”是一个千古难变的现实。既然是农村出身，一旦出头也就意味着你必须以“啃”掉农村家庭大部分财富为代价。同理可得，当你出头之日，肩上就必定要承担“反哺”农村老家的责任。所以，这个“啃”字我觉得用得非常不恰当。
集月音：换一种观察角度，尤其在婚恋市场上，这个群体其实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那就是“凤凰男”、“凤凰女”。在很多女性集中的论坛或者其他络平台，不少所谓的过来人都以亲身经历来规劝小姑娘，要提防“凤凰男”。
类似的故事，发展脉络也大同小异，两人为爱而结合，但往往“凤凰男”父母一出场故事就发生转折，男方的收入源源不断补贴给父母兄弟姐妹甚至七大姑八大姨。而女方一般是城市独生女，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孔雀女”，父母反过来补贴两人的小家庭。长此以往，心理上积累的不平衡必然在某个特殊节点爆发，激烈的冲突后往往是两败俱伤……这种城乡间的夹心层似乎注定是痛苦的。
马想斌：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老家是这样的，从小就说要离开农村去外边，那才是成功的。尽管城里面有各种压力，可能生活还不如现在的一些农村安逸，但没办法，如果读了十几年书又回到农村，的确会成为另类。所以，对于很多农村学生出来在城市工作的，在惯有的观念里，农村已经回不去了。不仅仅回不去，必要的时候还要反哺一下，比如兄弟姐妹家有喜事，你在城里工作，就以为你是成功的，所以你得出力出钱拿大份。
集月音：一般来说“城一代”往往也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是亲戚嘴里夸的“状元”，既然是“状元”，所以在父母亲戚面前不能失了面子，不能承认自己的无能。
偏执的误读与过度的聚焦
集月音：养儿防老本来是延续千年的传统，如今很多“城一代”却认为自己已经不堪重负，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成了社会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马想斌：我倒不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病，最多应该是社会病灶。记得之前有个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80后无法赡养父母。这里面除了个别品德不好的，农村占据了很大部分，其中多半就是“城一代”。
这当中，房子等生活成本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造成了“城一代”自身的贫困。尽管现在有医保，但是对于不少农村家庭来说，当前医保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很多农村的父母年迈后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孩子。生活好一点的逐渐在城市安家，却也无法照顾在农村的父母，想把他们接到身边，但大部分老人根本就不愿意离开农村。而这，也会给“城一代”产生空间上而非金钱上的“老啃”。
白靖利：尽管是抱怨，但是剔除个别无良无德的样本之后，大部分“城一代”还是会继续支持农村家庭的。而“城一代”之所以产生越来越多的抱怨，恐怕还是来自于比较。
一则是生活成本的提高。近些年来生活成本急剧提高，让增长过慢的收入已经无法承受。这个成本，既包括自己在城里生活的成本，也包括农村的开支。
二是社会现状的变化。过去房价低甚至还能分房而现在必须自己购买高价房；过去兄弟姐妹多而现在越来越少，甚至不少农村家庭也是独生子女；过去社交媒体没有这么发达，现在大家有了更多观察、讨论甚至吐槽的渠道，客观上也加重了这方面的印象。
第三是思想状况的变化。除了社交媒体外，现在的人对于自身价值的体现，有了更加多样的认识。加上在城里打拼的艰难，过去一直奉若圭臬的一些观念正在动摇。
集月音：少子化的问题也不能忽视。上一代还是四五个子女共同供养老人，如今一个或者两个子女来分担，“成器”的那一个必然要扛起大部分责任。生活压力对“城一代”来说，本已够沉重了，再承担反哺父母甚至照应家族的重任，确实难以负担。
周东飞：“城一代”的不堪重负，这是一种现实。但仔细考虑一下，这种现实当中，所谓的“老啃”到底占据了多大分量？生活的重负和焦虑，是当下的普遍现象，生存成本的攀升，是对所有人的考验。因为“城一代”在城市里资源、人脉匮乏，他们更为吃力。这种艰难可以理解，但“城一代”的农村现实负担，并不是主要矛盾，因此不能成为“时代病”的简单替罪羊。“凤凰男”没有了老家的那块负担，是不是就能成为“金牌老公”？不一定。“凤凰男”的偏见，更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夸张，甚至是一种城市人对于农村固执己见的歧视。把赡养父母当成一种“老啃”，来归因“城一代”生存的艰难，这显然犯了一种偏执的错误。
白靖利：来自社会的过度聚焦、解读甚至误读，又加剧了这部分群体的尴尬。不可否认，由于他们多年来形成的一些习惯、文化，更由于承载了比城里出身的孩子更多的压力，可能无法处处与城里出身的孩子一样。但如果社会都对他们抱有偏见，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误会和矛盾。前段时间有一篇很火的帖“银行HR：寒门难再出贵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造成的影响，最主要就是物质富有程度。而物质的实力，又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里生活的水平、向上发展的潜力。
物质的环境与有限的能力
集月音；在农村发展历史欠账尚未弥补的背景下，“老啃族”对农村家庭的供给，以个人“反哺”农村，是否承担了过多的责任？
周东飞：以社会之力来填补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鸿沟，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理想化的路径走通之前，“城一代”还是要承担起自己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要有所辨别。到底哪些是义务，比如赡养父母，这是应该做的。但是，那些面子上的事情，比如非要盖一栋全村最高的楼房，仅仅因为自己的儿子是个城里人，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不可取。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应当说服自己的父母，不要做这些无关紧要却耗损身心的事情。这同样属于孝道的一部分。自己在城里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不妨让父母知晓得更多：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就与光荣，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艰难与不易。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有太多负担，是自己找的。如果因为这种负担而让自己陷入困顿，我觉得太不值得了。
马想斌：部分同意周老师的意见，对于“城一代”面对父母的养老等各方面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转嫁给个人的，一种是自己所必须要承担的。
集月音：说到盖房，尤其是即使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也要盖房，从实用的角度看，可能确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新房子对很多老人来说就是心理安慰，就是养老的保障，不管是新农合的医疗还是养老，在他们眼里恐怕都不如几间房子来得实在。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数只有每月55元，而各种重大疾病用药往往在新农合医保的*策报销范围之外，大病医保也只是刚刚启动试点。
白靖利：我觉得在尽孝道的前提下，应该量力而行。客观说，能够从农村走出来，已经实属不易。不能因为类似“盖豪华大房”、“买豪车”这类并不一定适合的农村供给，影响自己本就艰难的城市生活。长此以往，无疑是开倒车。每个人都有“面子”，都要“面子”，有些面子是必须的，但有些面子要了可能就要伤及里子。为了农村家庭不必要的面子，带来的却可能是夫妻关系紧张、生活陷入困境，如此一来，自己的下一代也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当你在城市需要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就必须协调好总量并不富足的物质。在承担自己应尽义务的同时，必须冷静提醒自己，也提醒家人，“反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什么才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避免城市、农村两头碰壁。
集月音：如今生活在城市，买车买房是一般家庭的标配，生活在农村，就要盖房摆阔，甚至还要去附近的城镇买房。比如有媒体报道，很多中小城市，尤其是劳务输出、人才外流的一些城市，楼盘越到年根越是忙活。广告词也很煽情，“看爹看娘、回家买房”、“暖冬买房尽孝心”。所有人都追求“诗意地栖居”，都羡慕自由独立的生活状态，但现实是大部分人被各种物质所捆绑。物质几乎成了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城市的人与农村的心
集月音：转型中的社会，二元化的体制，城市与乡村在生活方式与生活逻辑上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是否加剧了这种痛苦与无奈？
白靖利：刚才提到了“凤凰男”，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视角，男女之间的看法也有区别。可以说，“凤凰男”集中体现了二元体制，城乡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的矛盾。
如果仅仅是单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凤凰男”，在经历了多年的“入城化改造”后，他与这个城市，他所要面对的生活、圈子，都没有问题。但现实是，他一只脚迈进了城里，另一只脚还得踏在农村。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农村的牵挂，很可能让他无法完全融入城市。
这也就是所谓的“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另一只踏在农村的脚，或许就是有人所说的“偿债”，这也就让他无法尽情享受城市的生活。
集月音：在“凤凰男”和“孔雀女”的悲剧里，“孔雀女”一般对赡养父母还比较宽容，但不能忍受的是对整个家族负责。但是老一辈人就会认为，传统的血脉亲情家族伦理是不能颠覆的，都是一家人嘛，有余力就得为他们分担。
关于“泛家族化”的矛盾冲突是个典型。当下社会正处于一种剧烈转型中，一边是年轻人在城市承受着现代化的强势冲击，产生了各种新鲜多元的价值观，一边是父辈在家乡固守着古老传统，还在坚持沿袭已久的观念。
马想斌：过去，我一直认为都市才有物质、浮躁、虚华的气息，很多人以名利作为衡量自己的重要或者唯一标准。这让很多“城一代”在“反哺”农村老家的过程中加剧了压力。现在的情况来看，反而是农村这种虚化的气息，加重了“城一代”的压力。举个例子，现在回家，几个堂兄弟没上学，在老家做生意发了，一个开雷克萨斯，一个开路虎，一个开宝马，最差的是现代。回到老家就会被反复对比，比的人觉得就是把自己的全部拿出来让父母“老啃”自己，都啃不出一个农村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现在农村，所有的对比都是以“土豪”为标准，而在他们的惯有思维里，“城一代”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
白靖利：前几天我的同事写了一篇文章，大致意思就是，面对往日学渣混得风生水起，学霸们很迷茫。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想必这样的学霸和学渣也为数不少。在物质的现实社会，农村有时候会体现得更加明显，成功的标志就是挣大钱、住洋房、开豪车，无论是回家过年还是老人养老，衡量过得好与坏最直接的标准就是物质。
周东飞：我的感觉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物质上的差距。当然，生活方式的差距、风俗习惯的改变，这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点上，城乡之间的逆转正在发生。比如想斌说到的，谁开好车的问题。我们这些所谓的“城一代”，在自我的认知中，在父辈的认知中，都是乡村走出来的精英。宏大叙事是没有意义的，于自己的家庭而言，我们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放弃自己不应当承担的，于道德无愧，于人生无憾，这就够了。至于是不是“老啃族”，这个问题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