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十堰距离中原政治中心不近不远，不即不离。成为当时王室亲贵流放的首选地。
《汉书。地理志》称：“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此即所谓“汉承秦制”。刘邦建国之初，很多方面都沿用秦制。中央政府设置三公、九卿就是一例。但对地方管理，与秦制略有不同。刘邦认为，秦始皇不分封弟子为侯王，结果导致秦中枢“孤立无援”而灭亡，为了吸取这个教训，在地方上实行郡国制，即既有郡县又有封国。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免，而封国情况则不同。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汉初封王室、功臣、宦官为侯王者人，有相当于郡一级的诸侯王国，有相当于县一级的侯国。其食邑户数由帝确定，以后可酌情增减。在这些王国、侯国的封地里，享有较高权利的自治权，其下属官更由诸侯王任命，只有王国、侯国的相由中央政府委派。
西汉王朝建立时，封了燕、赵、齐、代、楚等十个诸侯国，他们分治大片国土，实力雄厚，拥兵自重，这些异姓王，构成了对朝廷的威胁。为了维护刘氏天下，刘邦决定，以谋反为由，“先发制人，次第扑之。”如汉高祖五年（公元前年），赵王张耳去世，其子张敖嗣立为王，取高祖刘邦之女为妻。几年后赵相贯高谋反，张敖受牵连，刘邦以此为由，于高祖九年（公元前年），免去张敖诸侯王，被废为宣平侯。不久，又将他流放房陵，开了汉代王室亲贵流放鄂西北的先河。其他异姓王也先后以各种借口被翦除。
扑灭了异姓王之后，同姓王成了国家的离心力和反叛力。景帝初年，以昊王瀑为首，发动了阴谋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导火线是汉室欲削去刘瀑的会稽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东汉顺帝以后会稽郡是今浙江省绍兴市。作者注）和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刘瀑串通被削的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联合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室中央用了三个月时间将叛乱平息，刘逃脱后被东越人所杀，其他六王都自杀而亡，这些王国均被废除，他们的家族子弟均遭到流放。
房陵、上庸是汉代囚禁、流放有罪废黜的诸侯王的主要地点。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年）,“济川王明以壇邑侯立。七年，坐射杀其中尉，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徒房陵，国除。”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年），济东王彭离因犯杀人罪，被发配至上庸。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年），常山王刘舜薨，子勃嗣位。武帝斥其父病时照顾不周，办丧事未遵守礼仪，被废，迁置房陵。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广川王去因杀其师及其妻妾千余人被放逐上庸，后来自杀身亡。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清河王年，因图谋反叛，被发配到房陵。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河间王元，滥杀无辜，被废，迁置房陵。
有汉二代先后有九位王，被迁徙、发配到房陵和上庸，其具体原因不再一一赘述。兹列一表以明之。
上述诸王中或自杀，或老死于徙地，均未发现生还的例子，这说明他们的后人大抵都在迁徙地繁衍开来。迁徙诸王以汉代前期多，后来逐渐减少，这与汉代政治军事形势有关。汉武帝驱逐匈奴后，增设郡县，将移民、罪犯多安置在西北，平定南越后，又常将罪犯流放岭南，所以后来贬迁房陵、上庸的人自然就少了。
汉代还有一位著名人物，也曾迁移隐居在十堰山区。他就是被汉高祖夸赞为“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代名臣张良。张良在辅佐刘邦完成兴汉大业以后，激流勇退，迁移隐居在今天鄂西北神农架送郎山。“治南百四十里处，距举场二十里有送郎山，山峰独立，翠耸天宵，登眺俱俯，山顶有方丈地，尚存基地，其壑石固丈余，相传为张子房修行处，日张公院。”の张良明誓保身隐居于此，并非不再关心时局，他选择隐居的地方，就可看出他内心的想法。此处从表面上看是隐蔽，其实这里西接秦岭，东连荆山，北及汉水，南达长江，其间均有小路相通，便于他了解时局，决定取止。直到现在，当地还有多则“仙女送郎”一类的民间故事流传，都与张良隐居在此地有关。
西汉时期对人口控制较为宽泛，鼓励百姓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开辟发展。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晁错上书文帝，“守边备胡，劝农力本策”，鼓励百姓到边境，“先为室家，具田器”,“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这虽然是对边疆而言，但“劝农力本”的精神，“家室田作”的要求，却具有普遍性。景帝十五年（公元前年），朝廷曾专门下诏，鼓励百姓迁到宽乡，“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由此可知，西汉迁徙移民的事，随时随地都有发生，可以肯定也一定有移民来到地广人稀的鄂西北，只是限于资料，对这些零散的个体的普通老百姓的迁徙情况，没有文字记录而已。
东汉末年的军民混战，涉及中原大部分地区，造成民众大量迁移，涉及十堰地区的有：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约有数百万人，向洛阳周边地区迁徙，其中有的人就近来到鄂西北以及荆襄一带。
初平三年（公元年），董卓被杀，其部将互相攻伐，关中效十万难民的一部分向南出武关（今陕西商州市西南丹江北岸）进人鄂西北。究竟有多少人，尚难估计。随献帝到长安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经过这场战乱，“强者四散，赢者相食……关中尤复人迹”。从这一记载看，进入鄂西北的难民不会太少。梢后，关中再次大乱，有数万民众，越过秦岭，进入汉中，投并张鲁。张鲁是五斗米道首领，他以传教方式，广泛联系了一批
基层群众，建立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打击了一批豪强地主，割据汉中廿多年，汉中从而成为东汉末年少有的平静地区之一。房陵、上庸均属其管辖之中，关中及中原不少民众也迁移到此避乱。
此外，千古孝子黄香曾在房州为官，值得一书。据《后汉书·文苑列传。黄香传》载：“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乡人称其至孝。”九岁丧母后，《东观汉记》称他对父亲“尽心供养……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元代郭巨敬编《廿四孝》中，将黄香列传为廿四之一）黄香被举为孝廉之后，步入仕途，累官至尚书令。
延平元年（公元年），调任魏郡太守，住房州。时官衙内外有田地，黄香与人合伙耕种，“收谷岁数千斛……悉以赋人。”有一年水灾，“（黄香）分俸禄及所得赏赐，班瞻贫者。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弼贷，荒民获全。”“后坐水潦事，免（官）。数月，卒于家”。清同治版《郧阳志》称：“房陵有香家，今墓在里西。”黄香一生，显示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立德，以礼待人，孝民报国的形象。说黄香是移民当然不妥，但他终老房州，却给今人留下了千古美谈和不尽的思念。
西汉时期，十堰地区经济与全国一样，处于发展之中。在此，根据汉墓出土的文物，对当时的经济作一简单分析。十堰市出土的汉墓遍及各县市，其中墓群有房县红塔高碑墓群、郧西黄山墓群、丹江口市北泰山墓群，竹溪赵家店墓群。从房县红塔高碑汉墓看，在66座（其中西汉32座，东汉墓发掘现场汉34座）墓中出土的文物高达千余件，从中反映出较发达的畜牧业，有制陶、木工等手工业，特别是其中一个墓中发掘出汉代铜钱重18斤，共枚，包括五铢钱、大泉五十等，同时，在其他墓中也都有汉代流通货币发现。这说明，十堰尽管是偏僻山区，货币流通仍然普遍，仍有商业贸易往来和专门的商人。
在竹溪赵家店汉墓中，有铁器残片，这说明铁制工具已在生产领域中使用。
这些汉墓，有砖石墓，有土坑墓，有的墓内随葬器物多，有的则较少，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差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墓中均未见金银器物，只有一个墓中有一件玉器，似乎可以说明当时十堰大富豪地主不多，东汉时期盛行的庄园经济在十堰山区尚不多见。
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