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怎么治才最好 http://m.39.net/pf/a_4359076.html试论莫言小说中的荤故事及其审美意义
张相宽
[摘要]“讲故事的人”是莫言最为重要的创作理念，而荤故事在莫言的小说创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创作的写作立场、向口头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以及创作的狂欢化风格，使得莫言不避粗鄙的罪名，在自己的小说中插入了多则荤故事。这些荤故事的插入，体现了它在民间的性启蒙和性教育的功能，有助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深化小说的主题，赋予小说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有助于充分认识人物所遭受的性压抑心理，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荤故事使民间“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民间的生命过于沉重，他们需要荤故事的笑来抵御生命中的苦难。“人兽婚”民间荤故事的汲取则彰显出莫言创作的新境界。
[关键词]莫言小说荤故事审美
莫言在走上创作道路之前，在山东高密曾经有过21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而这21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既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方法。这一影响的集中体现就是“讲故事的人”的创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与坚守，莫言也正是以“讲故事的人”的身份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最高领奖台。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在登上文坛之前是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他正是通过“耳朵的阅读”汲取了民间口头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中民间故事的丰富营养。在提及自己所听取的民间故事时，莫言认为：“往往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故事越多。这些故事一类是妖魔*怪，一类是奇人奇事”〔1〕，“这些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讲，可能比纸面的阅读带来的东西更为重要”，它们是一个作家“非常宝贵的创作资源”〔2〕。
“妖魔*怪”与“奇人奇事”是民间故事的两大重要类型，对莫言的创作起着重要影响，但还有一种民间故事对他的创作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这一故事类型即民间“荤故事”。对于民间荤故事的具体影响，莫言虽然未曾提及，但其重要作用实不可小觑，这从他小说中诸多民间荤故事的插入可见一斑。荤故事在中国民间口头故事中特色鲜明，数量众多，但却由于对性禁忌的触犯还是很难在正规刊物中公开〔3〕。由于荤故事一直都难登大雅之堂，莫言在创作中对民间荤故事无所顾忌、明目张胆的插入就显得非同寻常，因为莫言作品的“粗鄙”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他的创作也因这一特点而饱受诟病。所以，如何看待莫言小说中的荤故事，这些荤故事到底具有哪些审美意义，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莫言小说的艺术性，这一问题无疑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荤故事的流传与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及其狂欢风格
—年，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普查活动，据统计，此次普查共搜集、整理了民间故事万多篇，确定能够讲述50则以上民间故事的讲述家多人。〔4〕中国民间口头文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让人叹为观止，而民间讲故事的高手也如恒河沙数。有的村庄成为全国闻名甚至在世界上也颇具影响力的故事村，比如河北省藁城县北楼乡的耿村，这个村庄共有人，但能够讲述则以上的大型故事家就有10人之多，50则以上则以下的中型故事家13人，50则以下的小型故事家52人。“表明耿村大约每15个人中就有1个爱讲故事的人（按比例占全村人的6.3%）。这些人分布在57户中，表明每5户中就有1户（按比例占全村户的20%）。”〔5〕湖北省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的伍家沟村，“这个拥有多户约口人的小山村，可以称做故事家的人约占1/10”〔6〕。在这些民间故事家讲述的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荤故事。湖北宜昌市下堡坪乡谭家坪村的民间故事家刘德方说，过去在农村讲故事时“碰到荤的就是荤的，个咋，碰到素的就是素的。跟这个吃饭一样，捻菜，筷子一持，捻到什么玩儿，就是什么玩儿”〔7〕。以前的农村，讲故事比较随便，不像现在一些民间故事家在接受采访时因为有所顾忌而只能或者只愿讲述一些主流的、符合道德成规的故事。从实际情形来看，荤故事俨然成为民间口头故事的一大奇观，据统计，湖北省五峰县*庄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所“讲述的个故事中，属于‘荤故事’的约占一半”〔8〕。20世纪80年代耿村民间故事普查中，记录的素故事有篇，但已经预测到的荤故事则约有篇。〔9〕现在专门搜集采录编订成书的民间荤故事集还很少见，仅有的也往往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刊印，所以目前还不可能对民间荤故事的数量做一个准确的统计，但可以想象，它的数量肯定也是海量的。
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么多的荤故事？民俗学家江帆也是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她对辽宁省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民间故事家谭振山所讲述的故事和讲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探讨谭振山民间荤故事的传承路径时提出了较为可信的观点。据她调查，在有小孩和妇女在场的时候谭振山很少讲荤故事，但这并不表明谭振山没有荤故事可讲，而且他所知道的一大部分荤故事还是从他伯父谭福臣那儿听来的。谭福臣是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的职业，使他能以特殊的身份进入各家各户的深宅，从而听到—些不能在大庭广众前传讲的比较隐秘的故事。诸如《人狗通奸》、《母子通奸》、《媳妇劁婆婆》、《公公耍掏耙》等等，谭福臣给侄子讲这类故事时毫无避讳，从他那里，谭振山听到一些一般人羞于启齿的‘荤故事’”〔10〕。作为一个长辈，谭福臣为什么会给年幼的、尚不谙世事的侄子讲述这类故事？江帆“估计可能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心理需求有关，决不仅仅是为了打发长夜孤灯下难耐的时光，恐怕是出于精神上满足自娱的需求”〔11〕。谭福臣无儿无女，荤故事的讲述应该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欢愉，这种叙述行为体现出荤故事宣泄苦闷、娱乐消闲的重要功能。此外，荤故事的交际功能也不可小觑，即使是一些陌生的人碰面，聊天的时候讲述几个荤故事，也往往会形成欢快和谐的气氛。荤故事无疑有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壁垒，在这种交际场合，不分地位高低、职业差别，大家都容易摘下严肃的面具轻松愉快地参与其中。
“食色，性也”〔12〕，“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3〕。在人类早期，性并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生殖崇拜是当时极为常见的现象，只是随着社会道德文明的发展，性才越来越被赋予特有的含义，它日益成为人们羞于启齿的“原罪”。由于伦理道德的桎梏及其他原因，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农村，性匮乏、性压抑、性苦闷的现象普遍存在。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一般男女关系很不圆满，那是自明的事实。我们不要以为两性的烦闷起于五四以后，乡间的男妇便是现在也很愉快地过着家庭生活；这种烦闷在时地上都是普遍的，乡间也不能独居例外。”〔14〕周作人是从中国社会的一般性上来谈论中国人所受到的性压抑的，特别提到在中国的农村，由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乡民们所受性压抑的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有统计数字可以表明，在解放前甚至说在打倒‘四人帮’之前，贫困荒凉的农村，光棍多得是十分惊人的。女子虽说嫁不出去的极少，但封建文化加上父母包办，终生能感到性满足者极少。”〔15〕这在莫言的小说如《弃婴》、《天堂蒜薹之歌》中也有体现，《弃婴》中的一个30多岁的男光棍竟然提出想领养“我”捡到的女婴，希望等那个女婴长大后娶她做老婆。在大部分农村里，往往都会有一些男光棍饱受孤独之苦，性的压抑不言而喻。
弗洛伊德将性本能和营养本能看作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本能，他更将性本能看作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当性的压抑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得不到宣泄的话就会使人产生神经疾病和精神焦虑，弗洛伊德认为人的“里比多”可以以转移和升华的方式得到宣泄，科学建设和艺术创作就是“里比多”转移和升华的重要途径。他说，“正是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16〕，“本能的升华是文化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正是它的出现，更高级的心理活动（科学、艺术、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才可能在文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17〕。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文学艺术的创作正是“里比多”转移和升华的一条重要出路。弗洛伊德的理论尚有不足和争议，但性本能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依然是不容忽视的。民间荤故事的盛行，反映出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与阅读的特点，故事讲述者为口头文学的创作者，而听众则通过“耳朵的阅读”获取丰富驳杂的民间知识与精神愉悦。可以说，民间荤故事的讲述是农村乡民“里比多”转移和升华的重要方式。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河崖镇平安庄，莫言的爷爷、奶奶、大爷爷等人都是民间讲故事的高手。管谟贤说过：“如果把爷爷讲过的故事单独回忆整理出来，怕也要出两本厚厚的《民间故事集》呢。”〔18〕莫言也曾经说过：“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儿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说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19〕平安庄正像耿村和伍家沟村一样，是个蕴藏着民间故事的宝库，即使将平安庄称为故事村也算不上过分。莫言是听着平安庄的故事长大的，当他走上创作的道路之后，这些故事也就成为他创作素材和灵感的源泉，而创作观念的建立和成熟则为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运用民间故事提供了理论自信。莫言在年初登文坛时并没有意识到民间故事对他创作的意义，后来在时代创作浪潮的裹挟下，他也曾经对康端康成、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创作极度推崇并且积极借鉴了他们的创作经验，写出了一些先锋性十足的作品。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了反思，在年写了《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表达了寻求创作个性，希望“逃离”西方文学影响的主张。1年他在苏州大学作了题为《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演讲，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口号，表达了民间写作的创作立场。也是在1年，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声称“大踏步撤退”，要“撤退”到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中去。但是《檀香刑》的“撤退”还不到位，于是，他在之后的创作中继续“撤退”，终于在6年创作出“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致敬”的新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年12月8日，莫言领取诺奖时在瑞典学院做了演讲《讲故事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创作与民间口头传统之间关系的一次重申和总结。当然，由于民间的成长经历以及口头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莫言创作的民间性是一贯的，莫言创作的观念也是渐变的，我们不能对一些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太过较真，但从这些时间线索中，还是能够看出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和向口头传统回归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徘徊踌躇都成熟自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故事的叙述资源与叙述经验都对莫言的创作发生着重要影响，正如莫言所说：“我是一个没有多少理论修养但是有一些奇思妙想的作家，我继承的是民间的传统。我不懂小说理论，但我知道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这种才能是我童年时从我的祖父、祖母和我的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乡亲们那里学到的。”〔20〕
民间口头故事的耳濡目染、民间创作的写作立场和向口头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使得莫言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插入民间荤故事成为可能，此外，莫言本人的个性气质、狂欢精神与创作的狂欢化风格使民间荤故事的插入成为应有之义。巴赫金在阐释民间的狂欢化时提出了四个范畴：亲昵、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21〕在狂欢节中，人们摆脱了正统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阶级、财富、职业等束缚，完全自由、平等地参与到节日之中。在过狂欢化的生活时，人们变得亲昵、自由和随便，通过插科打诨、粗鄙的语言将高贵和低贱结合起来，并且毫无顾忌地指向物质——肉体下部。毋庸置疑，民间的生活固然是困苦的，充满苦难的，但是同时，与大地精神联系最为密切的民间也往往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民间的生活本来就具有显著的狂欢化性质。因此，无论是在集体性劳动还是在集市街头、庭院或者火炉旁炕头上的消闲说闹等场合，荤故事的讲述都是正常不过的事。而莫言本人的个性气质和创作特点也体现出鲜明的狂欢精神与狂欢风格，正如他所说：“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懦弱胆怯的人，但在写小说时却有坚强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胆量。我感到自从把‘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的小说舞台后，我就从乞丐变成了国王。这里的一切都听我支配，这里的男女老少都听我驱使。我让谁死谁就不敢活，我让谁活谁就不敢死。我体会到了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开天辟地，颐指气使，我的‘高密东北乡’可以包容天下，而天下万物，皆可以为我所用。”〔22〕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所有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擅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23〕。狂欢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正反同体”的“双重性”，体现出人物精神的“一体两面”，是崇高与卑下、美丽与丑陋、高贵与低贱的矛盾统一。莫言曾经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24〕我们看到莫言小说中荤故事的插入及其粗鄙特色，这种创作特征正体现了高密东北乡人民的狂欢化精神。同时，正是借助这种狂欢化特征，才使得莫言的小说虽然有很多悲伤的故事，但是却并不让读者感到绝望，使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民间虽然一直苦难深重但又永远保持着生机勃勃的力量。
二、莫言小说中讲荤故事的人与他们的听众
莫言经常让他小说中的人物充当故事的叙述者，让他们面对着预想读者、一个或多个小说中的人物讲述故事，从而构成了“有说有听”的说书结构。在这些讲故事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则充当了农村中性启蒙者的角色，他们通过给听故事的人讲述荤故事传递性知识。当然这些人讲述荤故事的目的会有所不同，有的纯属为了娱乐，有的则心怀*胎，或者是由于讲故事者本身的卑劣而传达了一些错误的性信息，致使听故事的人身心健康受到伤害。但无论如何，这些荤故事的性启蒙作用还是无可否认的。在莫言的《爱情故事》《司令的女人》《麻风的儿子》《我们的七叔》《模式与原型》《复仇记》《生死疲劳》等小说中都有这种类型的讲述者和听者。
在上述提到的几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经多识广的情场老手给听众特别是一些小青年讲述荤故事。《爱情故事》中的郭三老汉和小弟被派往菜地车水浇大白菜，在车水的过程中和劳动的间隙，郭三老汉就给小弟讲开了荤故事。郭三老汉年轻时在青岛的妓院里当过“大茶壶”，花花事儿见识得比较多，许多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小弟正值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对性好奇的时候，不仅喜欢听，有时候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和他们两个一起劳动的还有一个回城无望的下乡女知青何丽萍。何丽萍本是一名武术队员，刚下乡的时候，曾经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会上表演过“九点梅花枪”，一时引起轰动，成为村中所有男青年心中可望不可即的偶像。后来其他知青都落实*策回了城，只剩下何丽萍一人留在了农村，眼看着年龄越来越大，但是那些农村男青年对何丽萍还是敬而远之。此时，这个郭三老汉正与村民李高发的老婆相好，在车水休息的间隙就跑到李高发家里去与李高发的老婆粘缠。从李高发的家里出来，郭三老汉看到小弟对何丽萍有几分痴迷，就给小弟讲述各种荤故事，挑逗并怂恿他追求何丽萍。小弟虽然在何丽萍面前充满自卑，但由于受到郭三老汉荤故事的刺激和怂恿，还是鼓起勇气向何丽萍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最后小弟竟和何丽萍成了好事，第二年何丽萍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爱情故事》中的郭三老汉不是一个“正经的庄稼人”，但是他的荤故事却对于小弟的性的觉醒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陈益源所说的，民间荤故事“对一个性知识kuifa乏、性压抑严重的社会而言，往往是百姓娱乐宣泄、进行两性教育的重要媒介”〔25〕民俗学者山民也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们有关性的‘ABC’都是从大人们的笑骂和荤故事荤歌谣中得到的。如果没有这种渠道的教育，真免不了有人结婚时闹出憨子那样的笑话来。”〔26〕《爱情故事》中的郭三老汉无形中成了乡村青年的性启蒙者。
在莫言的小说中，和郭三老汉类似的人物还有《司令的女人》中的乔老头、《《麻风的儿子》中的老猴子、《我们的七叔》中的汪亮儿、《模式与原型》中的周五、《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三爷、《草鞋窨子》中的张球和于大身、《生死疲劳》中的胡宾等。《司令的女人》中的老光棍乔老头喜欢在集体劳动时讲一些荤故事。〔27〕故事讲述时引起一群小青年包括下乡女知青唐丽娟的大笑。其实这里的有的故事在山东广为流传，而且具有不同的版本如广为流伟的《留一搦》故事〔28〕。这些荤故事大都纯属荤笑话，但也寄寓了先民对生殖器官崇拜的信仰，而对于那些正处在性朦胧期的青少年也具有性启蒙的作用，小说中的“我”正是因为听了乔老头的荤故事决定加快对唐丽娟的“追求”。乔老头不仅讲述荤故事，还给村中的小青年传授讨女人欢心的所谓四大法宝：“一是模样二是钱，三是工夫四是缠。”乔老头简直成了农村中“称职”的性教育者了。
在这些小说里讲荤故事的人中，有的是不太“正经的庄稼人”，比如胡宾，有的则是劳动能手，比如老猴子，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阅历丰富，汪亮儿是车把式，于大身是卖虾酱的，有的本身就是风月场中人，这些经历使他们有机会见到和听到许多花花事儿，从而成为民间口头荤故事的散播者。在莫言的小说中，这些人讲述荤故事的目的不同，导致的后果也有所不同。《草鞋窨子》中的于大身在讲完一个荤故事临走的时候对张球说：“小轱辘子，把你跟西村小寡妇那些玩景说给老五他们听听，长长的大冬夜。”莫言小说中很多荤故事的讲述都是为了娱乐，为了打发时间，有时也是为了减轻劳动的困乏，但这些故事本身就有可能产生了性教育的功能。郭三老汉、乔老头和老猴子的荤故事的讲述以及他们的教导，就帮助很多小青年追逐恋人获得了成功。
但是，莫言的小说中也有一些荤故事的讲述者动机不纯，居心不良，并且灌输了一些错误的性观念，这些小说既反映了荤故事讲述者的人性异化，也致使荤故事的听者走上歧路，导致他们身心受到极大损害。《模式与原型》中的周五曾经是个在农场服役的劳改犯，又丑又老，靠欺骗手段娶了老婆。小说并没有揭示周五被劳改的原因，但透过他的口我们知道他曾经干过心狠手辣之事，是个心胸狭隘、自私阴险的“坏分子”。他在和心智不健全的外号叫“狗”的少年放牛的时候，不怀好意地给“狗”讲了很多荤故事甚至教唆“狗”自淫。他的荤故事引诱着“狗”一步步堕入“深渊”，“狗”觉醒的性意识无从发泄，最后竟与一头牛媾和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生死疲劳》中的胡宾和周五的角色有相似之处。胡宾本是公社邮电所所长，有着体面的工作，但是因为和一位现役*人的妻子通奸而被罚劳役，在服劳役期间他的老婆白莲与公社驻村干部勾搭在一起，生出了几个孩子。胡宾在和蓝解放一起放牛的时候，就不怀好意地给他讲述荤故事并且传输“十滴汗一滴血，十滴血一滴精”的错误性知识，而蓝解放当时也是情犊初开，性意识刚刚觉醒，正迷恋吴秋香的大女儿*互助，但就是因为胡宾的误导致使蓝解放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如何理解胡宾给蓝解放讲述荤故事的动机？这肯定是和《草鞋窨子》、《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中的讲述者的消闲目的不同。要正确理解胡宾的动机，应结合《模式与原型》中的沈宾和周五这两个人物一起分析。可以说，胡宾这一人物正是沈宾和周五两个人物的合成。沈宾和胡宾的身份有相似之处，沈宾也曾经是公社邮电局局长，也曾经和一个*人的妻子通奸而被判刑，沈宾的老婆李水莲连名字都和白莲相似，李水莲也是和公社驻村干部*混而生了几个孩子。不过沈宾在小说中是个饲养员，和“狗”一起放牛并讲述荤故事的是周五，所以我们说胡宾是沈宾和周五两个人物的合成。莫言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是有互文关系的，在互文结构下审视莫言的小说才能更好的理解莫言小说中的人物。胡宾、沈宾、周五这样的人本来心术不正，自私狭隘，劳改的经历加上妻子的外遇而给自己带来的极大的屈辱，仇视当时的社会而导致心理扭曲，所以他们竟以别人的痛苦或给别人带来痛苦来减轻自己心中的怨恨，而他们的荤故事的听者也真的受到了心理和生理的折磨。莫言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对于荤故事的讲述，微妙地表达了他们的动机，使得这些配角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莫言并不只是为了故事而故事，最终还是为了塑造小说中的人物，而这种创作方式也无疑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
三、荤故事与性压抑及莫言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分析
人们对性往往讳莫如深，谈性色变，所以在公开场合讲述荤故事已经触及人们的道德禁忌，如果一个人给自己的孩子讲述就更被视为大逆不道，但莫言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在小说的创作中“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我们看到莫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小说《飞鸟》竟让一个“奶奶”给自己的儿孙辈讲述荤故事。
《飞鸟》讲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群放羊的孩子批斗小学校长夫人的滑稽剧、闹剧和悲剧。小说最后由奶奶讲述的一则荤故事作结，正是这则荤故事的出现使得整部小说的风格和意蕴变得复杂起来，小说阐述的空间也随之无限扩大，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读者认为这是莫言对历史严肃性的亵渎。《飞鸟》的故事发生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当时几个放羊的孩子感到无聊便决定将小学校长的夫人揪出来批斗，而且批斗的原因还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传闻这位校长夫人在自己的前夫死亡时将他的生殖器割下来保存，这在当时是腐化堕落、流氓下流的难以饶恕的罪行。这几个孩子将校长夫人押到放羊的地方，使用各种方式侮辱她，其中一个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竟然声称要以强奸的方式来惩罚她，校长夫人最后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小说也反映了“我”在批斗校长夫人时的矛盾心理，因为“我”曾经到校长家中去玩耍，校长一家对“我”很友善，“我”主要迫于其他孩子都参与了批斗而不得不随波逐流。这种批斗的可笑、残忍和不得已，可以说也是当时整个成人世界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各种荒诞行为的折射，莫言只是用他擅长的儿童视角对之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就在批斗完校长夫人回家之后，“我”的家人对我的“造孽”行为极为不齿，父亲拿着铁锹作势要砍死“我”。就在此时，奶奶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都听她讲个“古”吧。这个“古”就是关于“飞鸟”的荤故事。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名为《飞鸟》，也主要是最后插入的这个荤故事。故事主要讲述一个老头在老婆死后对老婆割舍不下，于是就将老婆的生殖器旋下来放在一个匣子里，有空闲就拿出来看看。后来老头的行为被他的儿媳发现了，寻思老头在匣子里藏了什么好东西，就趁着老头和自己的丈夫出去干农活时打开了匣子，发现了老头的秘密。这个儿媳也是调皮，就将那东西喂了家里的猫，然后逮了一只麻雀放在了匣子里。等到老头从地里回来打开匣子，麻雀从匣子里飞出，然后从窗棂子飞出屋外。老头大惊，让儿媳快来，“快拿扫帚快拿竿，竿子打，扫帚扇”……
这个故事不知莫言是在何时所听，其实这则荤故事在全国各处都有流传，在吉林、辽宁和天津等地曾经作了采录、收集和整理，只是版本稍有不同。仅在吉林关东山地区就有三则类似的荤故事。〔29〕这三则故事有两则名为《雀飞了》，第三则名为《王大疤子》。《雀飞了》是说一个女人在自己的丈夫死后将他的生殖器割下来藏在匣子里，后来被女儿发现，也是用一只麻雀代替，麻雀飞走之后，女人让女儿来帮忙，并大喊“丫头丫头快点灯……。”《王大疤子》和莫言小说中《飞鸟》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在最后老头喊的是“儿子媳妇快点灯，你妈的疤子成了精，左抓右捕没捉住，飞出窗户升了空”。在辽宁有两则类似的故事流转，和山东、吉林的没有很大区别，此处不再赘述。在天津流传的这类荤故事稍显曲折，值得一提。〔30〕这个故事说一个女人守了寡，后来她的女儿不幸也成了寡妇，守寡后的女儿搬来和她一块儿住，这样这个家里就只剩下了两个寡妇。老寡妇为了打发寂寞就弄了一个假阳物，一次女儿将假阳物拿在手中时被一只老猫叼跑了，女儿无奈用一只麻雀代替，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听到老寡妇喊“闺女闺女快点灯，那个宝贝成了精”，过了会儿又听到老寡妇的叹息，“闺女闺女别点了，娘那个宝贝跑远了”。这则荤故事在其他地区应该还有不同的版本，但大致没有很大的区别，最多就是男女主人公的角色互换，语言有所差异罢了。
这则荤故事在民间荤故事集子中算不上特殊，但用在莫言的小说里就显得口味比较重，语言也比较粗鄙，荤故事本来就难登大雅之堂，更何况这则荤故事又是由一位“奶奶”给她的子孙辈讲出呢！那么，莫言在这篇相当严肃的作品里插入这么一个相当不严肃的荤故事是何用意？而且，要知道莫言的小说《飞鸟》本是个悲剧故事，是对文革的荒谬和人性之恶的揭示和反思，这个富有喜剧色彩的荤故事在这里出现是合适的吗？
莫言之所以让一位“奶奶”讲出一个荤故事，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但这是因为在高密东北乡“没老没少，不分长幼，乱开着裤裆里的玩笑，谁也不觉得难为情”〔31〕。评论家杨守森也曾经指出“高密人富于‘国骂’，在民间的日常口语交流中，甚或是在亲昵、友好的表白中，你常常会听到‘驴×日的’、‘狗×日的’、‘万人狗×日的’之类叫异乡人目瞪口呆、粗俗不堪的用语。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直露的蛮性，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不顾及任何形而上束缚的感性生命的自由张扬。”〔32〕高密东北乡地处齐地，受齐文化熏陶，蔑视束缚人性的伦理道德，张扬个性，坦然面对自然的健康的生命需求，所以做起事来，说起话来总是不管不顾，野性十足，这也是一个“奶奶”可以给子孙辈讲述荤故事的重要原因。其实，这个荤故事本身也隐含着丰富的意蕴，要不然也不会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笔者认为这个荤故事反映了人们所受到的性压抑的痛苦，体现了人们对于人的性行为的认可，因为不论这个荤故事里的人物，还是《飞鸟》中被批斗的女人，她们的行为都是有一定的心理依据，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的合理性需求的正当理解和深刻同情。
让一位奶奶给她的子孙辈讲述荤故事也是莫言小说狂欢化的表现。从这篇小说的风格来讲，正是由于小说最后荤故事的插入，使得小说对前面部分的悲剧叙述风格有了翻转和颠覆，笼罩着读者的悲剧气氛在小说最后变得暧昧不清。这个转变的确有点突然。应该如何解释呢？几个放羊的孩子批斗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校长夫人，本来就滑稽荒诞，小说虽然表现了校长夫人的悲惨命运，校长的爱莫能助的悲哀，小孩子人性恶的揭示，这些都使得小说具有深厚的悲剧意涵，但是整部小说还是蕴含着一种荒诞色彩，并不是纯粹的悲剧氛围，而小说最后荤故事的出现更加彰显了小说的狂欢化特征，这也是文革荒诞本质更为深刻的反映。
奶奶最后的“你们为什么不笑”，其实也说明每个人的心中都对批斗的“恶”念念不忘，历史的荒诞并没有使人们完全丧失良知。而且同时说明莫言对于这个故事的插入是经过了认真的考虑，绝对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更何况这则故事又是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荤故事。但是这样做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就是粗俗的荤故事对庄严的悲剧故事的崇高主题的消解，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作者对于历史不敬，创作态度轻佻。不过如果认真分析，多重思考，我们能够看到莫言以“你们为什么不笑”提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也深化了这个小说的主题，并使得小说的主题有了多解性。如果不了解这一类型的荤故事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是很容易让读者对《飞鸟》中插入这则荤故事的写作行为产生误解。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白果园村的民间故事家孙家香说：“我一遇事就讲‘经’，讲‘经’能解愁。”〔33〕“讲‘经’能解愁”，讲“经”中的荤故事亦是如此。莫言的小说悲剧意味深重，他笔下的人物背负着过于沉重的“生”的和“性”的“愁”。荤故事的性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宣泄功能等无疑可以使这种“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民间的生命太沉重了，他们需要荤故事的“笑”来抵御生命中的苦难，虽然《飞鸟》的故事并没有产生“笑”的效果。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在这部中篇中有一个老铁匠和一个小铁匠。老铁匠唱过几句戏文：“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你全不念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作粪土。奴为你夏夜打扇，冬夜暖足，怀中的香瓜，腹中的火炉……你骏马高官，良田万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我我我我是苦命的奴呀……”〔34〕小铁匠也唱过几句歌词：“南京到北京，没见过裤裆里拉电灯，格里咙格里格咙，里格咙，里格咙，南京到北京，没见过裤裆里打弹弓……”〔35〕老铁匠的这几句戏文的意思不难理解，但是对于小铁匠的这几句歌词，如果对民间荤故事不太了解的话，恐怕很难明白它的具体含义。小铁匠所唱的这几句歌词其实是一则民间荤故事最后的几句话〔36〕。如果知晓了这则民间荤故事，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小铁匠受压抑的性心理，也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些貌似反常的行为。小铁匠长久跟着师傅打铁，身强力壮，技术活出众，但只是由于只有一只眼睛而一直单身，由于强烈的性压抑，当他看到小石匠和自己喜欢的菊子姑娘热恋的时候，更是强化了他的妒忌心理，这才有了处处和小石匠作对乃至最后和小石匠决斗的故事。《透明的红萝卜》只插入了几句歌谣，而没有插入那个荤故事。原因是大故事的叙述逻辑不太适合插入这一故事，再就是这个故事可能是太“污”，虽然莫言是个重口味的作家，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他还是要有所选择。从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尽管有的论者认为莫言小说的语言粗鄙，其实相对于民间语言来说，莫言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净化。
四、余论：“人兽婚”故事与莫言小说的新境界
莫言在悉尼大学演讲时曾经提到一则民间故事，故事说一待字闺中的女子晚上经常和一华服男子约会，该男子每天夜里出现天亮之前消失，后来女子母亲设计最终发现该男子实为一公鸡所变。这则故事不仅在高密有所流传，就是在山东乃至其他省市也广为传播，甚至比莫言所讲情节更为离奇曲折。就在山东枣庄市的台儿庄、薛城和峄城各地市就流传着这同一则故事，三地故事讲法稍有不同，但都与莫言所讲有所区别。根据《台儿庄民间故事集》《峄城民间故事集》《薛城民间故事集》记载，这则故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和莫言所讲大致相同，不同在后半部分。莫言所讲故事在公鸡死后即告结束，而台儿庄、峄城、薛城地区的这则民间故事则又有延续。女子的母亲把鸡杀死，煮熟了给女子吃，“女儿不忍吃，就藏到一个坛子里。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十八年之后，考中了状元。可是，状元旗竖不起来，状元非常急，问他母亲原因。母亲只好告诉了他。状元找到了埋在地下的坛子，拜了父亲，果然旗立起来了。因状元的爹是公鸡，所以，状元辈辈不吃鸡肉”〔37〕。这则故事在《中国民间传统荤故事》中也有记载，名为《杀鸡》，故事结束时，“哥哥捞起切菜刀就把它杀了，挖个土坑埋上了。兄妹三个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公鸡还能作起了大妖。妹妹忽然想起来了，她说：‘一个月前，我在院子里对着大公鸡撒了一泡尿，它就在我跟前拍打着翅膀蹦来蹦去，是不是与这回事有关联呢’”〔38〕。但语言与前者相比更为粗鄙，也没有女子怀孕生子的后继情节。
在民间荤故事中，人与动物婚恋媾和的亦为不少，而且特征鲜明，有时由于其神秘性、神圣性甚至溢出荤故事的范畴。人兽婚故事种类繁多，有的粗鄙，显示出民间文学的低俗性质，有的神圣，显示出民间文学的朴野深厚，流韵悠长。莫言的小说也从人兽婚故事汲取了创作资源，并对这种类型的荤故事进行了加工升华，借助于该类荤故事，他使自己的作品直抵生命幽微处，甚至进一步探讨了人类起源与创世纪神话，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一番新气象。这类作品有代表性的是《十三步》与《马驹横穿沼泽》。
从主旨上来讲，《十三步》主要反映了中学教师的生活窘况及其生存困境，同时也如小说卷首语所说的，“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小说也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荒诞情境。但最重要的，对莫言来讲，《十三步》最大的价值在于享受小说形式实验的快感，而最后也引起他对小说创作形式实验的反思。莫言曾经不无得意地说：“《十三步》这部小说我想真正看懂的人并不太多，确实写得太前卫了，把汉语里面所有的人称都实验了一遍。写《十三步》让我认识到了所谓的人称变化、视角变换，实际上就是小说的结构。”〔39〕《十三步》的前卫让人瞠目，但这部小说中荤故事的插入同样也应该引起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