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核心区及都城探索
（1）核心区探索。西周楚文化目前还未能较为明确的辨认，其中涉及的原因众多，但不能否认的是有几个问题的认识不同造成了西周楚文化探索停滞不前的现状。这几个问题分别为：楚族源问题、楚都问题、考古学对楚文化探索问题。
关于楚族源问题，有两条线索来推断：一为文献，即对于楚族历史的梳理，弄清楚楚族源流以辨别其来源；二为考古，即对典型楚文化因素分析，顺势逆推，从考古学上找到其主要族源。楚都探索实际是对于楚文化探索的一种方法，即通过都城的定位，找到楚文化的区域,进而对该区域之内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来辨识、认识楚文化。
其主要有历史文献中“丹阳”记载和新近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楚居》）所载地点两条探索线索。利用考古学方法对考古学辨识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典型楚文化因素顺势逆推、一条是从对于区别于周文化的线索顺势下寻，实际涉及到对于楚文化来源与发展阶段等不同的认识。
所以，实际上来看，三个问题环环相扣、错综交织、相互影响。本部分拟在对于三个问题的基本探讨之上，对三个问题进行“打包分析”，综合考虑，以找出西周楚国核心区，进而再为楚国都城的探索提出一些认识。
我们认为对于西周楚国核心区域的探索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与文献记载地望相符；二、与西周考古遗存相符；二、与楚国历史文化发展相符。
①关于族源。关于楚族源，存在四种主要观点：即东来说、西来说、北来说和南来说（亦称土著说）。但总的来看，西来说和东来说的可信度不高，学者目前主要集中在北来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北来说主要依托文献与传说资料，新近的《清华简楚居》更是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因此北来说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丹阳“丹淅说"，认为楚文化的主要源头为中原文化。南来说主要依托丹阳“枝江说”和楚文化典型器物特征为江汉间文化的观点。因此南来说（土著说）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支持的是楚文化的主要源头为江汉间的土著文化。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种观点都有依托之证据，且影响到相关问题探讨的思路和问题的解答。若考其族源，我们认为还是北来说更有道理。
正如前文中我们分析了楚国的立国是在族际斗争之中逐渐形成的，楚国在西周早期国内民族成分较为单一，随着不断的对外扩张与壮大，其民族成分越来越复杂，但是楚人因为其人数众多、经济优越、战斗力强等原因，处于核心与领导地位，成为文化中最显著的一支。
因此我们要动态的来看待楚族组成问题。实际上楚人族源是双源的。南来说对北来说是有益的补充。
②关于楚都。丹阳地望，有七种说法：当涂说、长沙说、耕归说、商洛说、枝江说、丹淅说、迁徙说气其中有学者根据文献的记载认为为安徽当涂，但是此说明显和楚国疆域拓展的历史现实不符，所以不论；长沙说更是明显有误，所以不论；
耕归主要依托文献记载，但因为峡江地区考古可见直到春秋时期楚文化才进入该地区，所以信者渐少，所以不论；商洛说、丹淅说、枝江说都有较多的可信之处，但亦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同时我们亦无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推翻三者。
迁徙说并非近代才有,不论其中又分为几种小的观点，但总的来说为我们拓展了思路，加之《清华简-楚居》中并无“丹阳”的字眼来断定：丹阳当为一个区域之名，而非单一的地名，迁徙说更加符合历史本貌，对于丹阳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探讨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结合《清华简楚居》的记载来进行探讨。
但是丹阳丹淅说有明显的疑点，如：丹淅流域无沮漳；丹淅之会在西周末年、春秋初年为郡国所在；丹淅丹阳与郢都之间的时空关系不太顺畅。关于丹阳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南漳说。何浩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和熊绎所居的丹阳不是一地，丹淅丹阳为鬻熊所居之地，而熊绎居丹阳在汉水之南，约今天南漳县古沮漳上游河谷地带。
张正明认为熊绎所居丹阳也应该是在南漳县城附近的古荆山一带，古荆山在今沮漳河上游一带气王光镐认为熊绎及其以后所居的丹阳在南漳石门一一龙门一—南漳县城这一条山地与丘陵平原的分界线东部，也就是在古沮漳流域。
但是我们同时认为，熊绎之时不可能己经向南到汉水之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有古荆山、古沮漳的今南漳一带是楚国的核心区之一，只是时代在西周中晚期。
《史记楚世家》记载“封鬻熊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但是在《清华简楚居》中不见“丹阳”一词，而见鬻熊至熊狂“居京宗”，熊绎“卜而迁夷屯"，熊渠“徙居发渐”，熊挚“徙居旁奸”，熊延至熊义“皆居乔多"。
我们认为丹阳地望的探讨有利于对《清华简-楚居》具体地名的宏观定位；《清华简楚居》的具体地名的记载有利于对丹阳微观定位；两者不可偏废、只信一端。
根据《清华简楚居》的记载，西周时期楚君所居有五次迁徙，其中所居时间最短的应该为旁蚌，只有熊挚一代，且熊挚在位时间较短，但乔多当距发渐不远，所以我们认为西周楚都主要经历了三次迁移，同时也说明西周楚国的核心区不是较为固定不变，亦可推断西周的核心区根据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呈现岀灵活机动的特点。
《清华简-楚居》记载鬻熊到熊狂之时楚人居于京宗。关于京宗，学者多通过声韵通假之法认为京宗和荆山或者景山有关。
高崇文通过对于“京”、“宗”二字本意的解释，最终认为京宗“可能是指镐京宗周之地”，国尹弘兵受高崇文启发认为京宗是芈姓首领所居之宫观与芈姓一族祭祀先祖之宗庙的合称，其为芈姓一族“都邑”的专用名称，犹后世楚都之称“郢”。
正如前文根据文献记载鬻熊西归文王，再结合《清华简楚居》中季连“游徜徉”、而鬻熊迁徙并定居于“京宗”，可以看出当时鬻熊应当携族举迁至靠近宗周之地才“子事文王”。如果远隔群山，居于丹淅地区很难殷勤“子"事文王。关于楚族居于丹江上游的商洛地区，石泉、徐德宽，徐少华等学者都进行过专门的论述。
商洛地区区位优势显著“道南阳而东北动，入蓝田而关右危”，且鬻熊早亡，熊丽、熊狂无有太多功绩，加之楚势单力薄。所以西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耶？”，在西周的威慑之下，楚人只能迁徙他处。
《楚居》载熊绎“卜而迁夷屯”。可见其迁徙为主动之举，而非周将其分封于此，楚在受封之前即已迁徙。《史记楚世家》记载“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因此《楚居》注“夷屯”时曰：“夷屯，地名，当即史书中的丹阳，近于郡。”我们认为《清华简》对夷屯的注释有合理性。
郡国有上郡和下郡，上都为丹淅地区的商密，夷屯当在此附近。熊绎为躲避周而迁族至丹江口水库地区。既距宗周不远，又不至于太接近宗周，这样楚族才有喘息之机。正是因为这种适中的距离，周公才选择奔于楚；
才会有熊绎“跋涉山水以事天子”经由丹水、翻过陕西西南部的山岭前往宗周“事康王”，才会有周原卜辞中出现三片记载“楚子来告”之事。而且丹阳丹淅说最盛的观点也从侧面印证了此处当为熊绎所居的夷屯。
虽然我们不能武断龙城即为夷屯故址之上所建之城，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夷屯之地当在龙城遗址附近不远之处，可能已经被水库所淹没。
据《楚居》记载，从熊绎至熊渠六代楚君居于夷屯，熊渠之时迁到发渐。《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粵，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蛮夷之地。“
可见此时楚族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汉水流域。关于所伐之庸，学者多认为为在汉水之南的湖北省竹山县；杨粤地望学者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也在江汉一带；西周鄂国应当在今随州，西至襄阳一带。所以可见其势力范围已经到了襄宜平原一带。
正是因为熊渠开疆拓土，为了更好的加强对于国家的管理，同时鉴于熊渠之前西周对于楚国的军事打击，而选择举族而迁一一向更南的地方迁移。此时楚人居于沮漳河上游一—襄宜平原一带，此区域位于号称为“夏道"的南襄隘道之上，区位优势明显：
向南可直通湘鄂一带、向东可以直通江汉平原、向北可以直通华北平原、向东则可退守鄂西山间一一进可获得广大的空间、退则可保守实力。所以沮漳河上游一一襄宜平原是楚国历史上对外政策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尝试。
结语
后熊挚徙居旁蚌，仅一朝，且熊挚在位时间不长，我们不再重点讨论。而后西周几位楚君皆居于乔多。我们不能确切的判断乔多之地，但是应该仍在发渐附近。同时对于上述《楚居》中出现的地名，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这些地点不能绝对视为西周楚国的都城，只能在给我们以楚人大致的活动范围框定。
